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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就在我在牛津大学开始讲座的几个小时前,我收到了我姐姐的来信,她住在曼谷,要求我紧急与她联系。 在联系她之后,她痛苦地告诉我,军方已经派了四名军官到我在曼谷的家里。 作为一个对泰国君主制的未来这一敏感问题直言不讳,批评现任执政军政府的人,我已习惯于屈服于个人。 特德受到这样的骚扰。 在2014年政变之后,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军队和君主政体,军政府决定召集我——两次——进行“态度调整”,这是强制性镇压政权批评者的委婉说法。 当我因为不接受政变的合法性而拒绝接受传票时,军政府开始对我发出逮捕令,并吊销我的护照,强迫我申请在日本的难民身份,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任教,然后在剑桥大学获得奖学金。 但是,军方不仅仅限于惩罚我,还继续骚扰我在曼谷的家人,尽管他们与我的学术工作或个人对泰国政治和君主制的看法无关。 这不是第一次军方恐吓我的家人——军官去年两次来我家,试图骚扰我的家人,以免我向国内当局提出挑战。 2月24日的事件是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一次行动。 除了派军官到我家外,军方还两次打电话给我姐姐,让她告诉我如果我不停止讨论泰国君主制,我的家人就得为我在泰国以外的活动付出“代价”。 军方还要求我在曼谷的全家向军营报到,如果他们不报到,还要进行另一次访问。 对学术批评家的威胁。 我个人仍然关心我在泰国的家人,并且正在努力确保他们安全。 他在英国的世界,我并不孤单。 其他流亡海外的学者,如Somsak Jeamteerasakul和Suda Rangkuphan,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他们在泰国的家人受到恐吓或骚扰(不过,在我看来,军方已经召集了我全家)。 著名记者Pravit Rojanaphruk也因为对军事的批评性观点多次被传唤。 同时,泰国的政治局势继续恶化,这对于身在泰国的泰国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兆头。 宪法的最新草案似乎是为了老一辈人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巩固国家的民主。 毫无疑问,大多数泰国公众都承认这是为了防止那些观点与军方不符的强有力政党——尤其是那些与前总理他信·西那瓦有联系的政党——重新掌权。 与此同时,选举一再被推迟,即使最终举行,结果可能仍然被操纵得足以确保旧保守派获胜。 自由仍然受到限制,激进分子受到骚扰。 在执政的军政府既对即将到来的王室继承感到紧张,又决心重新调整政治进程以确保结果符合其自身观点的环境中,任何人都被视为对孟买的威胁。 对政权的阴谋和公害已经被严厉地处理了。 发生在我和我的家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空洞的言辞。 然而,那些经常摆出民主和人权姿态的西方国家不愿惩罚军政府。 美国尤其担心地缘政治,担心对军政府过于苛刻可能导致它更接近中国的怀抱。 因此,华盛顿在泰国促进民主越来越像是空洞的言辞,奥巴马政府更关心与不民主政权合作,而不是为泰国人民的权利而努力。 尽管存在这些弊端,但下调评级但仍然举行最近结束的“眼镜蛇黄金”演习和恢复高级别双边战略对话的决定只是两个例子。 除非国际社会完全要求泰国军政府为这些民主转变负责。 我担心像我这样的故事会继续浮出水面。 Pavin Chachavalpongpun是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副教授。 他目前是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博福特访问学者。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外交官网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