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达尔豪斯大学毕业证提前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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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达尔豪斯大学毕业证提前获得

近十年来，国际大学协会一直在进行关于国际化的全球调查，以监测趋势。
IAU秘书长Eva Egron-Polak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全球大会上领导了一系列讨论，他告诉《世界大学新闻》关于最新的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化的成本和好处。
在这个阶段实施？Egron-Polak：虽然全世界对国际化的重要性和承诺稳步增长，机构强调了明显的利益和优势，但我们也注意到有足够数量的机构持续报告感知的风险。
这些发现以及“实地”评论、学术论文和实践者的报告为IAU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仅仅注意感知风险或负面影响是不够的。
第三次全球调查的结尾部分解释了或者为这种反思搭建了舞台。
Egron-Polak：2011年4月，在IAU在德里举办的第四届全球大学协会会议上，我们重点讨论了国际化问题。
我们对国际化的发展、各地区的机构如何能够参与这一进程及其影响提出了一些问题。
IAU同意协调一个“重新思考”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个由包括简在内的将近30位不同专家组成的特设小组将负责协调这一进程。
奈特、汉斯·德·威特、马德琳·格林、弗朗西斯科·马尔莫雷乔、古兰姆·穆罕默德卜海、丹尼斯·穆雷、约翰·赫兹克和许多其他人（见全文）同意参加。
这个小组的成员在各种活动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分享了所收集的评论和意见，以便于di同时，IAU在特设小组的投入下，起草了一份题为“确认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学术价值：行动呼吁”的文本。
现在，IAU董事会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希望，几周内能够为更广泛的发行做好准备，以便下一阶段——动员行动的具体方式——也能够得到发展。
Egron-Polak：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机会，可以更广泛地审视正在进行的反思，并提高人们的意识，即尽管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极其积极和必要的方面，但这一进程也可能有不利的一面。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同意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并投入如此多的工作人员时间和精力）在2012年全球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各个会议，因为这个原因。
在这次大型活动中所听到的观点不仅将有助于微调这一呼吁，而且有助于证实，对我们许多人热心推动的这种批判性分析是十分值得的，以便以继续带来利益和最重要的方式追求国际化。
相反，要给所有人带来这些好处——不仅仅是少数几个。
UWN：国际化的好处很容易定义。
但是，在2012年“走出去”全球会议上，主要的负面因素似乎仅限于人才外流和当地文化的稀释。
是否还有其他的负面因素？Egron-Polak：除了你强调的两点，IAU调查中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榜首是高等教育的商业化。
把教育当作出口商品和贸易商品是通过国际化实现的，尽管商业化有其他根源，但这种贸易范围的增长与国际化的发展是相伴而生的。
国际化的后果是高等教育质量低劣提供者的增长，其数量已经增加，特别是在质量保证和认证过程仍然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部分地区。
UWN：2012全球发展讨论中提出的负责任的全球化概念似乎成为围绕国际化的一系列原则的核心，其中可能存在一个可以衡量机构的商定标准。
谁来监督机构并确定责任？Egron-Polak：我同意，履行我们的全球责任正在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中心原则之一。
我还认为，这个组织能够很容易地召集许多机构领导人、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至少在言辞上如此。
我们正在接近定义我们所说的全球责任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起草的呼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规范的国际标准制定过程。
在我们下一步寻找措施和监测过程之前，它将一直是一种集体的、高度协商的努力，需要更多的传播。
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比监测和测量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证明HO。
W机构已经承担了这些责任，并帮助那些希望这样做并且需要指导的人。
在早些时候，我提到下一阶段的呼吁，这就是IAU的想法，为机构提供服务的具体方法，因为他们坚持原则并寻求采取行动的方法。
监控可能会晚些时候到来。
更重要的是，首先要认识到，有必要批判性地评估对全球责任这一概念的政策和行动，以及其他原则和价值观，这些原则和价值观是高等教育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共同的组成部分。
UWN：有人说，国际化必须给所有的全球地区和所有类型的机构带来好处。
这是一个可信的愿望吗？Egron Polak：我相信是这样，特别是如果地区和机构参与国际化进程。
如果我们目标不高，我们就一事无成。
这也是一个公平的愿望，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硬币投向它的另一边，并且申明国际化的风险或负面影响也必须在所有地区和机构中得到减轻。
UWN：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英国、一些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推动的。
迄今为止作为次要伙伴的国家（即南部和东部的国家）是否开始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如果是这样，你认为“西/北”会如何反应？那些习惯坐在驾驶席上的国家会接受更平等的角色吗？Egron-Polak：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国际关系发展非常迅速，是的，新国家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最明显的——如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还有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韩国。
EA，新加坡，以及海湾国家的不同方式。
大多数时候，这些关系的演变以及新参与者在国际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根据流动性统计数据来追踪的——他们把更多的学生送往国外吗？他们作为更重要的东道国吗？是的，正在发生变化。
更为重要和有趣的是，这些新国家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重塑国际化的性质，并引入新的方法。
他们在课程领域有创新吗？他们是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全球责任的概念？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新的方法吗？似乎，新国家作为国际化的积极参与者的出现，常常被视为对声望、对学生、对资源、而不是以不同方式合作的机会的追逐。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联盟、网络和联盟正在形成，它们作为平等的伙伴，整合了国际化舞台上来自这些“新来者”的一些最好的机构。
这类组织往往规模小，选择性高，因此大多数机构和许多国家都处于外部。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新加坡、南非或巴西的机构性成员，这样的联盟就不可能存在。
整合。
国际会计联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也像上述新的经济大国一样热衷于从国际化中获益，但是他们的利益和需求是不同的。
UWN:除了国际组织外，大学必须在其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内运作。
当遵守国家要求与全球责任义务冲突时会发生什么？Egron Polak：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想法，我只能在抽象的反应。
然而，在机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框架内，大学可以在仍然尊重法治的同时，坦率地谈论全球性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可以倡导与其全球责任相符的政策，它们可以是批判的。
在指出经济、环境、文化甚至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不公平或不道德行为方面具有建设性或建设性的批判性。
最后，通过研究，他们可以寻求解决办法，并传播他们的成果，即使不受欢迎，同时总是在法律UWN范围内工作：大学越来越需要满足主要资助它们的民族国家的经济需求。
他们能真正成为国际主义者，同时支持国家间的竞争吗？Egron Polak：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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