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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个问题。
最近大学校园的学术诚信危机和政府干预再次凸显了这一问题。
自2002年以来，中国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清理大学校园学术腐败的政策。
最近，在2009年3月，它宣布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严厉惩罚。
那么，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现状是什么？首次发表在国际高等教育。
要考虑这个问题，有必要回到儒家知识分子传统，因为它以与西方观念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学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文章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学术自由，然后试图从中国学术自由在上个世纪的演变轨迹来探寻当代中国大学学者腐败的原因。
知识与行动的统一。
与西方传统不同，儒家传统促使中国学者通过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承担起管理国家的直接责任。
儒家的知识典籍和科举制度最能说明这一传统，科举制度选择知识分子为士大夫。
知识与其说是认识世界的问题，不如说是改变世界的问题，人们期望学者“修身、管理”。
家庭，治理国家，给世界带来和平。
明确地说，他们通过作为学者官员的角色寻求知识和行动的统一。
他们不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社会批评家，而是认为自己用知识权威来抵消政治权威，并且有责任驯服统治者，使他成为“哲学家之王”。
儒家的官方角色并不一定局限于儒家学者的独立思考。
他们往往被看作是“铁肩”地维护社会正义和道德。
一个世纪的兴衰起伏。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一个独立的知识阶级的形成。
1919年的五四运动，常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否定了儒家传统，激进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的特征。
前者导致革命的激进主义，后者则导致中国学者越来越愤世嫉俗。
从那时起，中国的奖学金似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
五四运动见证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其中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八年后，1957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谴责斯大林，中国知识分子热情地参加了百花齐放运动，建议中国新政府“民主治理”，接受批评。
毛泽东认为这违反了一个健康的批评水平，发动了反右派运动。
许多大学知识分子被贴上“右派”的标签，被流放。
反右运动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自己是被怀疑和压迫的对象。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他们基本上变得无声，有些人变得愤世嫉俗。
这可能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1966至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等灾难。
当邓小平发起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导致市场经济的逐步实行时，中国政府发现自己正在重新探索。
解决新的、有争议的政策产生的矛盾。
知识分子再次被鼓励以“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名义积极地进行改革，受到中国经济落后和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维的刺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对追求自由作出了坚定的承诺。
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
因此，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第二个启蒙时代，大学教师普遍认为改革还不够深入。
他们看到了以戈尔巴乔夫名义进行的政治自由化，他们希望中国能进行类似的改革。
这在1989年6月4日的事件中达到高潮。
中国知识分子抛弃了理想主义和激情澎湃的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接近1968年后西方知识分子的转变：知识分子改革家和学术工作者的分裂。
很少有人继续做自由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退到大学校园去寻求知识和学术追求。
中国知识分子现在确实通过提供专业建议为各级政策制定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很少接受这些建议。
社会批评家或社会活动家的作用。
他们采取的立场被称为“建设性批评”，并不一定反映自由知识分子的激进社会承诺。
随着西方学术自由观和政府直接批评逐渐失去吸引力，面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学者赞成“建设性批评”。
迅速，使一些学者焦虑。
随着财富的增加，市场经济也鼓励了功利主义，片面强调物质财富的积累。
学者们发现他们的精英文化被世俗的文化所取代。
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各种通往权力和影响力的“捷径”所吸引，特别是当他们的学术正直已经失去其思想基础和功利主义已经接管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剽窃现象已经普遍存在，即使在顶尖大学也是如此。
浙江大学（中国顶尖大学之一）的研究人员最近在《科学》（2009年3月16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剽窃或捏造数据的文章，重点关注了中国大学的学术诚信危机以及它现在正引起国际关注的事实。
这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腐败并不局限于中国的权力领域，而是渗透到学术界。
2009年10月，中国政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宣布中国大学在研究能力上位居世界第五，根据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批评声不断。
我是从业内外引证的，剽窃行为日益增多，诚信度下降。
意识到学术腐败会危及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政府介入了。
虽然政府过去被视为学术自由的障碍，但现在却必须成为中国学者和大学学术诚信的监督者。
在其他地方，这是一个迫切要求知识分子锻炼自我修养和自律的时候。
中国也不能幸免于这些倾向，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性质和与儒家学术传统的不连续性，中国学者可能更加脆弱。
除非中国学者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并履行一种互惠的责任，否则他们可能没有资格享有作为西方传统一部分的自治和学术自由。
虽然儒家经典现在正被重新引入课程，但尚不清楚这会不会导致中国传统知识权威的复兴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强扎是约克大学教育学院的助理教授。
《中国的学术自由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文最初发表在《国际高等教育》，2010年冬季第58号，波士顿大学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出版物。
经许可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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