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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芬兰学者的工资不如一些国家的同事高，但三分之二的学者对他们的学术生活感到满意。 这一事实——还有更多——来自于学术专业国际变化的调查，调查了学术界人士以及他们对自己工作的看法。 芬兰是参与调查的20多个国家之一，上个月在坦佩雷大学举办了芬兰结果研讨会。 相对学术薪水、工作满意度、工作变更倾向、研究机会、合同条件和工作量。 调查数据是由德国卡塞尔大学和一些指标定义的。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进来，最终可以从多达30个国家获得信息。 作为此次调查的主要结果的丰富的国际数据集正由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审查，随着分析的完成，发布了研究结果。 坦佩雷研讨会听取了芬兰、德国、挪威和澳大利亚的发言者的发言。 报告人回顾了数据的各个方面，将芬兰的回应与其他参与国的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比较和对比。 芬兰的经验与一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由大学和工艺学院组成的二元体系。 据坦佩雷的Elias Pekkola报道，大约四分之一的芬兰受访者来自理工学院。 根据学术回应，这两个部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大学学者更可能是男性，更年轻，平均工资更低。 但Pekkola指出至少有年龄和薪水差异的原因。 约第三的大学受访者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在低收入的工作，而学习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 此外，在成为教师之前，理工学院的教职员工必须具有至少三年的专业工作经验：这些差异导致平均理工学院的教职员工年龄相对较大，收入也较高。 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虽然在大学里比他们的专业技术人员更不满意。 芬兰高等教育的满意度低于其他专业，相对低的薪水意味着学术吸引力较低，尤其是对年轻的大学职员。 在芬兰，年长的学者通过咨询和其他活动来增加收入是相当普遍的。 国际演讲者Ulrich Teichler(卡塞尔大学)和ArgneteVeb(NIFU Step研究机构)根据surv与芬兰进行了国际和北欧的比较。 EY数据。 Teichler还参与了CAP 1992年的先例，涉及14个国家但不包括芬兰的卡内基项目。 比较芬兰和澳大利亚的原因之一是芬兰即将经历高等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 澳大利亚在1989-1992年间通过道金斯改革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CAP的答复，澳大利亚学者对自己的境遇不如芬兰人满意，尽管他们的薪水更高。 也许一些澳大利亚学者“相对不安”始于“重大改革”，也许芬兰会走上与澳大利亚相似的道路，尤其是因为澳大利亚大学现在的学生与员工的比例比20年前高得多，临时员工的比例也增加了。 从大约13%到22%。 赫尔辛基研究员Timo Aarrevaara建议芬兰应该小心，不要过于密切地关注澳大利亚模式的某些方面。 *Ian R Dobson博士是赫尔辛基大学世界新闻的记者。 澳大利亚学者经常在芬兰，他是澳大利亚大学评论的编辑。